眼下正是畢業生就業旺季，可招聘單位給大學畢業生開出的起薪多在1000元以下。沈陽大學新聞系王君義算了筆賬，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一般要投入15萬元，大學生薪酬偏低，意味著投資得不到回報，“能不能為畢業生制定最低工資標准？”（《沈陽今報》8月15日）

　　在文憑成本越來越高、物價水平不斷攀升的現實語境下，大學畢業生就業難、薪酬低問題更加扎人眼球。投資得不到回報，誘使“讀書無用論”抬頭，不利於全民素質提高——從這個角度看，呼吁為大學畢業生制定最低工資標准，其心情可以理解。

　　但稍作分析，就會發現這個主意有點搞笑。眼下各地政府都制定有最低工資標准，這個最低標准，可不是光針對農民工的，而是針對所有勞動者的。大學畢業生盡管比農民工的知識層次高，可也是普通勞動者，身份上沒有高低貴賤之別，憑什麼要被特殊對待，要單獨為他們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准？

　　呼吁為大學畢業生群體單獨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准，其背后的潛意識仍然是，把大學畢業生看成精英人群，而沒有把他們看成普通勞動者，總覺得大學畢業生應高人一籌，政府應該給予特殊優待。這種認識很有害。當然，大學生比起農民工來，之前進行了較多的智力投資，有個投資能否得到回報的問題。但很顯然，在人才市場上，用人單位是不會替你考慮這個問題的，他們考慮的隻是自己的“投資”（開出的薪酬）將來能否得到回報，錄用的人才是否“物有所值”。

　　眼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、薪酬低，是市場決定的，沒法人為強行扭轉。試圖以一個大學生最低工資標准來扭轉這一現象，其結果無非是，大學畢業生由於身價上漲而更不受用人單位的歡迎，用人單位更趨向錄用那些學歷低的人才，而放棄錄用大學畢業生，這和某種商品漲價導致其銷售量減少是一個道理。即是說，如果為大學畢業生制定一個更高的工資標准，抬高他們的身價，隻會導致大學畢業生就業更加困難，這顯然不是大學畢業生願意看到的結果。

　　為大學畢業生單獨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准，與之前一些大學畢業生自發結成“薪酬聯盟”其實是一碼事。“薪酬聯盟”土崩瓦解了，說明此路不通。看來，要想提高大學畢業生身價，讓他們的投資得到回報，在人才市場上“頂牛”是沒有用的，根本之策還是在於提高高校人才培養質量，提高大學文憑的含金量，並想辦法把虛高的人才培養成本降下來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眼下正是畢業生就業旺季，可招聘單位給大學畢業生開出的起薪多在1000元以下。沈陽大學新聞系王君義算了筆賬，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一般要投入15萬元，大學生薪酬偏低，意味著投資得不到回報，“能不能為畢業生制定最低工資標准？”（《沈陽今報》8月15日）

　　在文憑成本越來越高、物價水平不斷攀升的現實語境下，大學畢業生就業難、薪酬低問題更加扎人眼球。投資得不到回報，誘使“讀書無用論”抬頭，不利於全民素質提高——從這個角度看，呼吁為大學畢業生制定最低工資標准，其心情可以理解。

　　但稍作分析，就會發現這個主意有點搞笑。眼下各地政府都制定有最低工資標准，這個最低標准，可不是光針對農民工的，而是針對所有勞動者的。大學畢業生盡管比農民工的知識層次高，可也是普通勞動者，身份上沒有高低貴賤之別，憑什麼要被特殊對待，要單獨為他們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准？

　　呼吁為大學畢業生群體單獨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准，其背后的潛意識仍然是，把大學畢業生看成精英人群，而沒有把他們看成普通勞動者，總覺得大學畢業生應高人一籌，政府應該給予特殊優待。這種認識很有害。當然，大學生比起農民工來，之前進行了較多的智力投資，有個投資能否得到回報的問題。但很顯然，在人才市場上，用人單位是不會替你考慮這個問題的，他們考慮的隻是自己的“投資”（開出的薪酬）將來能否得到回報，錄用的人才是否“物有所值”。

　　眼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、薪酬低，是市場決定的，沒法人為強行扭轉。試圖以一個大學生最低工資標准來扭轉這一現象，其結果無非是，大學畢業生由於身價上漲而更不受用人單位的歡迎，用人單位更趨向錄用那些學歷低的人才，而放棄錄用大學畢業生，這和某種商品漲價導致其銷售量減少是一個道理。即是說，如果為大學畢業生制定一個更高的工資標准，抬高他們的身價，隻會導致大學畢業生就業更加困難，這顯然不是大學畢業生願意看到的結果。

　　為大學畢業生單獨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准，與之前一些大學畢業生自發結成“薪酬聯盟”其實是一碼事。“薪酬聯盟”土崩瓦解了，說明此路不通。看來，要想提高大學畢業生身價，讓他們的投資得到回報，在人才市場上“頂牛”是沒有用的，根本之策還是在於提高高校人才培養質量，提高大學文憑的含金量，並想辦法把虛高的人才培養成本降下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