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原文登載於《今藝術》2010年十一月號，Artickle別冊）

文／羅悅全； 圖／何季澄（《今藝術》提供）

在《海角七號》創下國片賣座紀錄後，台灣接連出現兩部以樂團為主題的電影：《一席之地》、《混混天團》。電視偶像劇也相當熱鬧：《終極一家》、《紫玫瑰》、《死了都要愛》同樣以樂團為主題，「搞樂團」似乎是情愛之外，編劇作家對台灣年輕人理想主義最浪漫的想像。實際生活中，每年都有海洋音樂祭、春天吶喊等萬人參與的大型戶外表演。在台北，除了The Wall 、河岸留言、Legacy、...等等有樂團表演的live house。每到週末，走到西門町、台北當代藝術館門口、天母商圈、龍山寺地下道，路上就有機會看到樂團表演。樂團的音樂風格各有不同，一致之處是他們大都採取傳統搖滾四件式（套鼓、貝斯、吉他、主唱）或五件式（加上鍵盤）的編制，團員各司其職，更重要的，是這些樂團唱的都是自已寫的歌。「搞團得唱創作歌曲」如今已如吃飯就得配菜一般天生自然，我們幾乎都忘記了如此簡單的條件是走過什麼樣的路演變來的。

我們或許還記得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文理學院「西洋民謠演唱會」喊出「唱自己的歌」與之後的民歌運動，但不提我們都忘了，「樂團」在 80年代的台灣還不叫作「樂團」，而是名為「合唱團」，例如「丘丘合唱團」、「幻眼合唱團」。那時候的流行音樂，只有拿麥克風才算數，演奏樂器不被當一回事。

不提我們都忘了，台灣搖滾樂團先驅之一的「紅螞蟻合唱團」80年代初於台視的「大學城全國大專創作歌謠比賽」一路過關斬將，最後卻因為被眼尖的評審發現鼓手「沒開口唱」而遭淘汰。
不提我們都忘了，即便到了90年代初，台灣樂團在現場要唱創作歌曲得冒著被噓的風險。因為容許樂團的場合僅限於少數幾家「西餐廳」，觀眾進入搖滾樂團駐唱的餐廳裡，期待台上是老鷹、山塔那、槍與玫瑰、...等等美國樂團的分身，期待樂團在喝酒用餐時提供虛擬的美國氛圍，觀眾潛意識裡拒絕樂團用自創歌曲把他們帶回台灣現實。

台灣現實是，戒嚴意識壓抑了「唱自己的歌」口號中隱含的台灣本土意識、反抗意識，藉著民歌運動出線的歌手、詞曲作者雖然建立了新的流行音樂體系，但不滿現狀的年輕人仍無法在當時的流行歌曲找到渲洩的出口，只能繼續從西洋搖滾樂團裡探尋。

直到80年代末解嚴後，「本土」與「反抗」才重新被提起。1987年成立的水晶唱片是一串事情的開始，他們發行了《搖滾客》雜誌，引介了幾個新鮮名詞和概念：「地下」、「獨立」、「另類」、「非主流」。這幾個後來常放在「樂團」二字前面的詞，都包含了對台灣流行音樂與環境的不滿與對抗的成份。其中「地下樂團」這個詞的出現頻率，比其他排列組合都要來得高，用來指涉開始試圖在現場中演唱創作歌曲的搖滾樂團。例如於1988年發表首張專輯，被稱為「台灣第一組地下樂團」的Double X；「友善的狗」唱片於1994年有計劃地發行了一系列台灣重金屬、龐客樂團的首張專輯，包括刺客、骨肉皮、濁水溪公社、...等，這個系列叫作《台灣地下音樂檔案》。

但是搞團的樂手並不喜歡被稱作「地下樂團」。「地下」在西方是具有反文化意義的字，拿到剛解嚴沒多久的台灣卻脫脈絡地被簡單理解為沒名氣、粗糙、業餘，甚至聯想到非法。此外，台灣社會對樂團也充滿敵意，除了媒體時常誇大戶外音樂祭現場發生雜交、販毒、嗑藥的新聞，樂團固定的表演場地－live house －因為在法令上妾身未明，屢屢遭到政府刁難。90年代期最早出現的live house－Scum，就因為多張巨額罰單，搬了三次家，最後於96年不堪虧損結束營業。進入2000年代，情況也未有改善。

差不多在這時候，關鍵字從「地下樂團」轉移到「獨立樂團」：只要是未與大唱片公司簽約，有較高自主性的樂團，就是「獨立樂團」。這種解釋對急於爭取認同與合法地位的音樂事業經者來說，相對方便許多，而且它的確有效。

2005年，地下社會、The Wall等台北著名live house因為營業登記項目不符的問題而被警方連續開單處罰，面臨無法生存的困境。立委林濁水2006年於《蘋果日報》的專欄為爭取獨立樂團的表演場所說項，文中將獨立樂團、live house涵括進「文化創意產業」，隨後林濁水又與立委林淑芬召開公聽會要求政府改善，文建會隨後同意發予各家live house「重要藝文展演空間證明書」作為護身符，未來再透過修法來解決營業項目登記的問題。

在此關鍵事件後，「獨立樂團」終於取得官方的認可，這也意味著整個台灣社會對樂團的敵意已經緩和，並且轉向正面。

新聞局於2007年起開辦「補助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」案，遴選優秀樂團補助專輯製作經費；2009年開始補助樂團出國參加國際音樂活動；2010舉辦專為獨立樂團而設的「金音創作獎」。今年五都選舉，新北市市長候選人蔡英文宣佈將「提供獨立樂團更多表演空間」列為政見。2010年貢寮「海洋音樂祭」的競賽項目「海洋獨立音樂大賞」，報名件數達213件...。獨立樂團的唱片銷售數字雖然沒有顯著成長，有趣的是，由於主流唱片銷售量年年走下坡，對比之下，幾組一線獨立樂團的銷售成績居然不算太差。種種跡相看來，獨立樂團的情勢一片大好。

等等...，事情好像有點不對勁，若從字面上來看，接受了政府補助的「獨立樂團」還能稱作「獨立」麼？不提我們又要忘了，曾經，只要是搞樂團，風格是搖滾樂，唱的是創作歌曲，站上台刷下電吉他就具備了叛逆的態度。現在要叛逆，好像不那麼容易了？沒有人會想回到過去，只是回想起過去，不禁令人產生一點莫名的失落。


http://jeph.bluecircus.net/

(原文登載於《今藝術》2010年十一月號，Artickle別冊）

文／羅悅全； 圖／何季澄（《今藝術》提供）

在《海角七號》創下國片賣座紀錄後，台灣接連出現兩部以樂團為主題的電影：《一席之地》、《混混天團》。電視偶像劇也相當熱鬧：《終極一家》、《紫玫瑰》、《死了都要愛》同樣以樂團為主題，「搞樂團」似乎是情愛之外，編劇作家對台灣年輕人理想主義最浪漫的想像。實際生活中，每年都有海洋音樂祭、春天吶喊等萬人參與的大型戶外表演。在台北，除了The Wall 、河岸留言、Legacy、...等等有樂團表演的live house。每到週末，走到西門町、台北當代藝術館門口、天母商圈、龍山寺地下道，路上就有機會看到樂團表演。樂團的音樂風格各有不同，一致之處是他們大都採取傳統搖滾四件式（套鼓、貝斯、吉他、主唱）或五件式（加上鍵盤）的編制，團員各司其職，更重要的，是這些樂團唱的都是自已寫的歌。「搞團得唱創作歌曲」如今已如吃飯就得配菜一般天生自然，我們幾乎都忘記了如此簡單的條件是走過什麼樣的路演變來的。

我們或許還記得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文理學院「西洋民謠演唱會」喊出「唱自己的歌」與之後的民歌運動，但不提我們都忘了，「樂團」在 80年代的台灣還不叫作「樂團」，而是名為「合唱團」，例如「丘丘合唱團」、「幻眼合唱團」。那時候的流行音樂，只有拿麥克風才算數，演奏樂器不被當一回事。

不提我們都忘了，台灣搖滾樂團先驅之一的「紅螞蟻合唱團」80年代初於台視的「大學城全國大專創作歌謠比賽」一路過關斬將，最後卻因為被眼尖的評審發現鼓手「沒開口唱」而遭淘汰。
不提我們都忘了，即便到了90年代初，台灣樂團在現場要唱創作歌曲得冒著被噓的風險。因為容許樂團的場合僅限於少數幾家「西餐廳」，觀眾進入搖滾樂團駐唱的餐廳裡，期待台上是老鷹、山塔那、槍與玫瑰、...等等美國樂團的分身，期待樂團在喝酒用餐時提供虛擬的美國氛圍，觀眾潛意識裡拒絕樂團用自創歌曲把他們帶回台灣現實。

台灣現實是，戒嚴意識壓抑了「唱自己的歌」口號中隱含的台灣本土意識、反抗意識，藉著民歌運動出線的歌手、詞曲作者雖然建立了新的流行音樂體系，但不滿現狀的年輕人仍無法在當時的流行歌曲找到渲洩的出口，只能繼續從西洋搖滾樂團裡探尋。

直到80年代末解嚴後，「本土」與「反抗」才重新被提起。1987年成立的水晶唱片是一串事情的開始，他們發行了《搖滾客》雜誌，引介了幾個新鮮名詞和概念：「地下」、「獨立」、「另類」、「非主流」。這幾個後來常放在「樂團」二字前面的詞，都包含了對台灣流行音樂與環境的不滿與對抗的成份。其中「地下樂團」這個詞的出現頻率，比其他排列組合都要來得高，用來指涉開始試圖在現場中演唱創作歌曲的搖滾樂團。例如於1988年發表首張專輯，被稱為「台灣第一組地下樂團」的Double X；「友善的狗」唱片於1994年有計劃地發行了一系列台灣重金屬、龐客樂團的首張專輯，包括刺客、骨肉皮、濁水溪公社、...等，這個系列叫作《台灣地下音樂檔案》。

但是搞團的樂手並不喜歡被稱作「地下樂團」。「地下」在西方是具有反文化意義的字，拿到剛解嚴沒多久的台灣卻脫脈絡地被簡單理解為沒名氣、粗糙、業餘，甚至聯想到非法。此外，台灣社會對樂團也充滿敵意，除了媒體時常誇大戶外音樂祭現場發生雜交、販毒、嗑藥的新聞，樂團固定的表演場地－live house －因為在法令上妾身未明，屢屢遭到政府刁難。90年代期最早出現的live house－Scum，就因為多張巨額罰單，搬了三次家，最後於96年不堪虧損結束營業。進入2000年代，情況也未有改善。

差不多在這時候，關鍵字從「地下樂團」轉移到「獨立樂團」：只要是未與大唱片公司簽約，有較高自主性的樂團，就是「獨立樂團」。這種解釋對急於爭取認同與合法地位的音樂事業經者來說，相對方便許多，而且它的確有效。

2005年，地下社會、The Wall等台北著名live house因為營業登記項目不符的問題而被警方連續開單處罰，面臨無法生存的困境。立委林濁水2006年於《蘋果日報》的專欄為爭取獨立樂團的表演場所說項，文中將獨立樂團、live house涵括進「文化創意產業」，隨後林濁水又與立委林淑芬召開公聽會要求政府改善，文建會隨後同意發予各家live house「重要藝文展演空間證明書」作為護身符，未來再透過修法來解決營業項目登記的問題。

在此關鍵事件後，「獨立樂團」終於取得官方的認可，這也意味著整個台灣社會對樂團的敵意已經緩和，並且轉向正面。

新聞局於2007年起開辦「補助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」案，遴選優秀樂團補助專輯製作經費；2009年開始補助樂團出國參加國際音樂活動；2010舉辦專為獨立樂團而設的「金音創作獎」。今年五都選舉，新北市市長候選人蔡英文宣佈將「提供獨立樂團更多表演空間」列為政見。2010年貢寮「海洋音樂祭」的競賽項目「海洋獨立音樂大賞」，報名件數達213件...。獨立樂團的唱片銷售數字雖然沒有顯著成長，有趣的是，由於主流唱片銷售量年年走下坡，對比之下，幾組一線獨立樂團的銷售成績居然不算太差。種種跡相看來，獨立樂團的情勢一片大好。

等等...，事情好像有點不對勁，若從字面上來看，接受了政府補助的「獨立樂團」還能稱作「獨立」麼？不提我們又要忘了，曾經，只要是搞樂團，風格是搖滾樂，唱的是創作歌曲，站上台刷下電吉他就具備了叛逆的態度。現在要叛逆，好像不那麼容易了？沒有人會想回到過去，只是回想起過去，不禁令人產生一點莫名的失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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